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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

  晋国赵姓家族族长赵鞅(简子)有两个儿子,长子赵伯鲁,幼子赵无恤。赵鞅将决定继承人时,不知道哪个儿子最好,于是在两块竹简上,刻一段普通训诫的话,交给他们研读收藏。吩咐说:“要切记在心!”三年之后,再问他们,赵伯鲁张口结舌,忘了个精光,而且连竹简也无影无踪,赵无恤却背诵如流。问他要竹简,立刻从袖子里掏出来(古人宽衣大袖)。于是老爹赵鞅对赵无恤留下深刻印象,指定他当继承人。

  赵无恤的才干,无庸置疑。但立刻从袖子里掏出竹简,却有点蹊跷。竹简是笨重之物,放在袖子里长达三年之久,天下岂有这种怪事。似乎只有一项可能,赵无恤在老爹身旁埋有暗探,早就得到消息。这只能证明他的狡狯,不能证明所预期的他一定能忍辱负重。

  纪元前370年,齐国(首府临淄)国君(四任)田因齐,前往洛阳晋见周王国国王(四十任烈王)姬喜。周王国衰弱不堪,封国国君们早把它忘到脑后,田因齐突然有此举动,各封国都感惊讶,认为是他的贤明之处。

  齐国国君田因齐先生突然晋谒那个长久以来,都没有人把他放在眼里的周王国国王,是一种政治手段,用以发人思古的幽情,提高自己的形象。各封国赞扬他高明,在意料之中。

  但赞扬他贤明,便太离谱。

  司马光原文是:“齐威王来朝……天下以此益贤威王。”事实上,田因齐要到36年后的前334年,才宣布称王。本年(前370)的身份,仍不过一个封国国君而已。根据我们的正名主义“是什么就是什么”,此时压根不能说他就是国王。提前称呼官衔,是中国传统史书最使人困扰的特点之一,读起来好像掉到云雾之中。仅以这项记事而论,封国国君跟王国的国王,距离相差十万里。既不知道“威王”在哪里,更不知道“威王”在何方?世界上还没有这种东西时,传统史学家却硬说有这种东西。

  司马光曾严厉谴责三大家族瓜分晋国是破坏礼教。孔丘的《春秋》,还固执地把“楚王”称为“楚子”,而司马光连这点固执都没有。对“叛逆”田因齐的头衔,不但倍加尊重,反而提前使用,把他最重视的“等级”、“名分”,先自己砸个稀烂。

  这至少证明传统的史笔史观,已无法立足,孔丘如果现在写《春秋》,他也不能坚持“楚子”。形势比人强,一个只站在少数统治立场的主观盼望,绝不可能动摇事实。司马光已尽了全力,但仍不能不屈服。

  纪元前341年,魏国(首府安邑【山西省夏县】)大将庞涓,再率军攻击韩国(首府新郑【河南省新郑县】)。齐国(首府临淄【山东省淄博市东临淄镇】)任命田忌当统帅,孙膑当参谋长,用老战略直击魏国陪都大梁(河南省开封市),庞涓急撤军回堵。孙膑计算庞涓行程。某一天黄昏,当抵达马陵(河北省大名县),遂命削下一棵大树上的树皮,写上:“庞涓死此树下!”派一万余名弓箭手,夹道埋伏。下令说:“看见火光,集中射击!”时候终于来到,天已入夜,庞涓驰经树下,见树干一片雪白,上面有字,命举火观看,还没有看完,伏兵万箭俱发,魏军溃散,庞涓自知难逃罗网,拔刀自杀,临死时说:“竟然让白痴成名!”

  庞涓真是一个典型的卑鄙无耻的瘪三,直到临死,都没有对自己的负义行为,感到丝毫内疚,反而诟骂孙膑侥幸成名。

  纪元前341年,齐国(首府临淄)宰相邹忌,嫉妒大将田忌威震国际,企图栽赃陷害,派人手拿340两黄金,到街上请人算卦,向卜卦先生说:“我是田忌的随从,我家将军作战,三战三胜,他打算进行大事,请看一下吉凶?”等卜卦先生出门,邹忌叫人把他逮捕,眼看就要掀起大狱,田忌无法澄清,又气又急,率领他的卫队发动攻击,打算逮捕邹忌。可是邹忌早有准备,田忌无法取胜,只好出奔楚王国(首都郢城)。

  “诬以谋反”是中国传统政治中一件其效如神的法宝,强悍的头目要排除他亲密的战友或有实力的政敌时,习惯使用,当之者无不粉碎。因为它是政治的和法律的结合物,政治是内容,法律不过形式,所以无罪不能无刑,至为狠毒,无人能解。田忌身为民族英雄、三军统帅,对国家有盖世功勋,跟国王的关系也十分密切,可是,一旦陷入“诬以谋反”诛杀大阵,立刻束手无策。

  公孙鞅,是卫国(首府卫丘【河南省淇县】)国君庶子的孙儿,法家学派巨子,在魏国(首府安邑【山西省夏县】)宰相府充当一名职员。宰相公叔痤知道他有才干,正准备推荐,却染病在床,魏国国君魏罃前往探病,十分悲痛地说:“人,夭寿有命,谁能不死?然而你大去之后,国家大事,我跟谁磋商?”公叔痤说:“我的随从官公孙鞅年纪虽轻,却胸有奇才,盼望你信任他,把国家交给他治理。”魏罃大吃一惊。公叔痤接着说:“如果你不能用他,那么请马上把他杀掉,别叫他离境,否则他投奔别的国家,魏国必有后患。”魏罃又是一惊,支吾几句,起身告辞。公叔痤把公孙鞅找来,据实相告,劝他逃走。公孙鞅说:“领袖既不能听你的话用我,又怎能听你的话杀我?”魏罃出了相府,对左右说:“宰相语无伦次,一会儿叫我用公孙鞅当宰相,一会儿又叫我把公孙鞅杀掉,他自己都不晓得他在说什么。”公孙鞅遂投奔秦国(首府咸阳【陕西省咸阳市】),受到重用。前340年,公孙鞅率秦军攻击魏国,生擒魏军统帅魏罃,魏军溃败。魏罃心胆俱裂,请求和解,并把首府迁到大梁(河南省开封市),叹息说:“我恨不听公叔痤的话!”

  人在大失败之后,关键性的往事,常会在脑海升起。魏罃先生的叹息,内容不明,可能后悔没有听公叔痤的话重用公孙鞅,但也更可能后悔没有听公叔痤的话杀了公孙鞅。历史上这种叹息,不绝如缕,显示错误的决策,必然付出错误决策的代价。问题只在于反省的内涵,智慧型的,检讨错误后承认自己不够智慧:“我该重用他!”顽劣型的,检讨错误后显示自己更为顽劣:“我该杀了他!”庞涓就是顽劣之尤,临死时对孙膑仍咬牙切齿,他没有后悔不该那样对待老友。

  魏国在战国时代初期,是唯一的超级强国,位置恰恰坐落在物产最富饶的中原地带,文化水准极高。可惜,国家领导人不断伤害自己的国家,逼走吴起,逼反孙膑,最后又轻易丧失可以旋乾转坤的公孙鞅。到了下世纪(前3世纪),更变本加厉,用冤狱和酷刑,把另两位可以旋乾转坤的人物范雎、张仪,驱逐到敌人阵营,于是,魏国就成了烈日下的冰块。人才决定国家的命运,而政府领导人又决定人才的命运。政治虽不属自然科学,小环节也不能丝丝入扣,但大的发展,却是因果不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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