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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璞的游仙诗简析

时间:2016-09-23 13:02来源:365文学城 作者:网络收集点击:
诗歌以“游仙”名篇始于曹植,但以游仙为题材则可上溯到战国时期。清人朱乾《乐府正义》卷十二将早期的游仙诗分为两类:“游仙诸诗嫌九州之局促,思假道于天衢,大抵骚人才士不得志于时,藉此以写胸中之牢落,故君子有取焉。若始皇使博士为《仙真人诗》,游行
诗歌以“游仙”名篇始于曹植,但以游仙为题材则可上溯到战国时期。清人朱乾《乐府正义》卷十二将早期的游仙诗分为两类:“游仙诸诗嫌九州之局促,思假道于天衢,大抵骚人才士不得志于时,藉此以写胸中之牢落,故君子有取焉。若始皇使博士为《仙真人诗》,游行天下,令乐人歌之,乃其惑也,后人尤而效之,惑之惑也。诗虽工,何取哉?”朱乾认为前一类游仙诗出于屈原之《远游》,《远游》中“悲时俗之迫厄兮,将轻举而远游”二句是此类诗之主旨。后一类起于秦代,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:“三十六年,使博士为《仙真人诗》。”原诗已佚,其内容当不出求仙访药、追求长生之类。继承前一类的有曹植的《五游诗》、《远游篇》、《仙人篇》、《游仙诗》等,写游仙不过是抒其愤世之情。继承后一类的有汉乐府《吟叹曲·王子乔》、《董逃行》、《长歌行》等,都以求仙为主旨。
  郭璞的游仙诗,今存19首,其中有9首为残篇。钟嵘《诗品》说郭璞的《游仙诗》“辞多慷慨,乖远玄宗”,“坎壈咏怀”,这是很确切的评价。但是,由于当时玄言诗盛行,其《游仙诗》又多写隐逸生活,所以许多评论家将其诗与玄言诗联系起来,这种说法其实并不符合郭璞的为人和创作实际。玄言以老庄为思想基础,老庄主张无为、逍遥。老庄的隐逸,是一种自我保全、超世绝俗的生活方式。郭璞不然,《晋书·郭璞传》说他“好经术”,其立身行事始终接近儒家。《晋书》所载他的一些奏疏,持论皆以儒家经典为本。他身处西晋末年的战乱,虽屈沉下僚,却始终留意仕进。他因“才高位卑,乃著《客傲》”(《晋书·郭璞传》)。所以他的《游仙诗》写隐居高蹈,乃是仕宦失意的反映,而非如道家之鄙弃仕途;他所抒发的不是庄子的那种逍遥精神,而是儒家“达则兼济天下,穷则独善其身”的精神。他的游仙是其仕途偃蹇、壮志难酬时的精神寄托,是抒发其苦闷情怀的一咱特殊方式。
  《游仙诗》的第一、二首,集中写其隐逸之情,如其一:
  京华游侠窟,山林隐遁栖。朱门何足荣,未若托蓬莱。临源挹清波,陵冈掇丹荑。灵溪可潜盘,安事登云梯?漆园有傲吏,莱氏有逸妻。时则保龙见,退以触藩羝。高蹈风尘外,长揖谢夷齐。
  此诗写仕宦之求不如高蹈隐逸,山林之乐胜于求仙。隐居高蹈,可以保持品德完好和自身的自由;退回尘世,则会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。最能显示其“坎壈”之怀的是第五首:
  逸翮思拂霄,迅足羡远游。清源无增澜,安得运吞舟?珪璋虽特达,明月难暗投。潜颖怨青阳,陵苕哀素秋。悲来恻丹心,零泪缘缨流。
  《游仙诗》也有几首是写神仙世界的,但多别有怀抱,如第三含有讽刺权贵势要之意;第六首寓有警诫统治者灾祸将至之意。正如陈祚明所说:郭璞“《游仙》”之作,明属寄托之词,如以‘列仙之趣’求之,非其本旨矣”(《采菽堂古诗选》卷十二)。
  西晋后期至东晋初年,诗道不振,孙楚、潘尼、曹摅、枣腆诸人之诗,玄理渐多,平淡寡味,故钟嵘说其“理过其辞,淡乎寡味”(《诗品序》)。而郭璞《游仙诗》则以文采富丽见称于时。王隐《晋书》说郭璞“文藻粲丽”(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刘注引);刘勰《文心雕龙·才略》曰:“景纯艳逸,……仙诗亦飘飘而凌云矣。”钟嵘《诗品》评郭璞“始变永嘉平淡之体”。“平淡”,即淡乎寡味,郭璞的诗与这类作品相反,无论是写隐逸还是写神仙,都无枯燥的说理,而是以华美的文字,将隐士境界、神仙境界及山川风物都写得十分美好,具有形象性,这在当时是高出侪辈、独领风骚的,故刘勰说其“足冠中兴”,钟嵘评为“中兴第一”。
  郭璞借游仙写其坎壈之怀,继承了《诗》、《骚》的比兴寄托传统。朱自清说:“后世的比体诗可以说有四大类。咏史,游仙,艳情,咏物。”“游仙之作以仙比俗,郭璞是创始的人。”(《诗言志辨·比兴·赋比兴通释》)的确,郭璞以游仙写失意之悲,与左思借咏史抒牢骚不平,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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